澎湃新聞記者 彭艷秋

2022年末我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人口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從國際上看，那些早些時候已出現人口負增長或生育率較低的國家是怎么應對的？

各國人口轉變基本情況

(資料圖片)

“20世紀以來，較早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逐步進入生育水平下降和老齡化程度加深的階段。長期的低生育水平給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挑戰，各國政府從倡導控制人口數量和生育水平轉向鼓勵和支持生育，出臺了一系列生育友好和家庭友好的支持政策。”中國人口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史毅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據史毅、王茜、賀丹等人的研究，隨著低生育率水平在世界范圍內的擴散，出臺鼓勵生育政策(pronatalist policy)的國家和地區也在增多。1976年，僅有8.7%的國家和地區出臺了鼓勵生育政策，2007年后，超過20%的國家和地區實行了鼓勵生育政策，2015年，通過政策鼓勵生育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了27.9%。

史毅指出，盡管政府對生育水平高低的判斷是出臺政策與否的重要依據，但最終是否出臺相應政策不是必然的。各國生育支持政策的轉變往往滯后于對生育水平態度的轉變，這種滯后性也讓很多國家錯失了提前阻止生育水平持續下降的良機。

他舉例道，歐洲在2001年后認為生育率過低的國家和地區超過了20個，但出臺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和地區只有15個，2001年至2009年期間，出臺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和地區的數量均低于認為生育水平太低的數量，而2011年，認為太低的國家和地區共有29個，出臺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和地區卻有31個。在亞洲，出臺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和地區與政府態度之間同樣存在一定的數量差異。明確采取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和地區主要位于亞洲和歐洲，而且數量在不斷增加。1976年，亞洲僅有2個國家出臺鼓勵生育政策，而在2015年，有18個國家和地區推行鼓勵生育政策。

“其中，以色列在過去幾十年內一直推行鼓勵生育政策；部分伊斯蘭國家也有較長的鼓勵生育歷史，如科威特、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等；東亞國家中最早推行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是新加坡，新加坡在1986年的調查中已屬于鼓勵生育的國家，日本和韓國則在21世紀初才開始出臺政策鼓勵生育；鼓勵生育的中亞國家主要有兩個，分別是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東南亞鼓勵生育的國家最少，柬埔寨在1976年和1986年的調查中都屬于鼓勵生育的國家，但相關政策在1996年之前已取消，一直到2011年的調查才顯示泰國實行了鼓勵生育的政策。”史毅說。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陶濤在其發表的《世界人口負增長國家的情況和應對》一文中介紹，根據聯合國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數據，2021年，有38個國家處于內生性人口負增長之中，它們的負增長主要源自長期低生育率。主要分布在歐洲(25個，包括俄羅斯、匈牙利等)、亞洲(5個，包括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地區等)、北美洲(6個，多為島嶼國家)等。這些國家都面臨嚴峻的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形勢。

其中，德國是1950年以來最早經歷人口負增長的國家，自1973年起開始負增長；匈牙利經歷的人口負增長時間最長，從1980年持續至2021年，四十余年間總人口規模縮減近10%。俄羅斯1994年出現人口負增長，一直持續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復人口正增長后，又于2020年開啟新一輪的人口負增長；日本自2010年負增長持續至今，十余年間總人口規模降幅約為3%；韓國在2020年初開始人口負增長，2021年TFR低至0.88。

多種形式的生育支持政策

面對人口負增長，各國一方面采取多種形式的生育支持政策，如稅收減免、現金補貼、帶薪產假、育兒假等措施來緩解甚至阻礙人口負增長的到來，另一方面通過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就業、產業升級、技術進步等措施來努力適應人口負增長帶來的后果。

​​​陶濤指出，鼓勵生育是各國應對人口負增長的基本策略之一。首先，人口負增長國家會通過為婦女和家庭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幫助其實現理想的子女數量、生育間隔及時間。其次，各國也重點關注家庭和工作的平衡，通過實施產假制度、采用彈性工作制、興建托育機構等方式來促進就業領域的性別平等。此外，瑞典、韓國等國家還會通過津貼補助、減租減稅、減免子女大學學費等措施來降低生育成本，俄羅斯則采用了榮譽激勵的方式，向生育多子女的家庭頒發“光榮父母獎章”“光榮父母勛章”，并給予物質獎勵。

在陳梅、張夢皙、石智雷的《國外生育支持理論與實踐研究進展》一文中指出，許多發達國家(地區)的生育支持政策中都突出強調了“性別平等”，男性更多地參與育兒不僅能夠減輕女性的育兒負擔，還有利于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獲得更加平等的對待，重新回到勞動崗位。瑞典、德國等國家都曾采取過激勵男性參與育兒的政策，包括瑞典的父親專屬帶薪育兒假以及德國鼓勵父母雙方參與育兒的制度，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法國家庭政策的特點是對多生育家庭提供系統的支持，在家庭補助和育兒假期方面相對于獨生子女家庭都采取了更多的激勵措施，正是這些激勵政策使法國一直保持較高的生育率。”

根據陳梅、張夢皙等人的研究，瑞典、英國、挪威等國家在促進生育率提升方面都曾采取了延長產假和提高生育津貼的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過長的產假可能對女性職工社會勞動參與的合法權益產生損害，因此，在產假制度方面，延長產假要與相應的法律和規章制度聯系起來，在保障女性社會勞動參與的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延長產假。除此之外，生育津貼的提高也需要政府部門的參與，單純依靠企業可能不能有效改善女性的生育環境。

另外，還需要綜合考慮提供育兒支持，降低養育成本。作為生育配套支持政策的一部分，托育服務是各國政策框架內的重點內容。

瑞典、英國、挪威、德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都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為家庭提供育兒支持，降低家庭面臨的育兒成本從而提高生育率，包括修建足夠的托育中心、提供托育補貼、對未參與托育的家庭提供育兒補助等，這些措施在促進生育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托育服務的經費支持政策上，各國存在不同的導向。有主張家庭成本社會化的，如瑞典等北歐國家，教育法案規定地方政府有責任為年齡在12歲以下的兒童提供全天候的托育服務，兒童享受托育服務的權利得到法律保障；有主張政府輔助家庭育兒的，如德國，推崇以家庭撫育為主、政府輔助的育兒友好政策，市場主要充當邊際性角色；有主張政府兜底保障的，如英國，只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重點為處境不利家庭提供育兒支持；也有主張育兒是家庭責任的，將兒童照顧歸屬于家庭責任，政府輔助家庭改善育兒環境。”史毅說。

史毅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在托育服務機構設置和管理模式上，各國也有很大區別，有的國家推行0-5歲托幼一體化的保育模式，有的國家以3歲為分界線實行托兒所和學前教育分離的模式，有的國家同時支持兩種模式。以日本為例，基本實行的是將幼兒園和托兒所分開管理的模式，但歐洲多數國家主要實行托幼一體化的混合托育服務模式。

通過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就業、產業升級、技術進步等措施來適應人口負增長帶來的后果

史毅介紹，德國、日本這些較早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老年人退休之后再就業的比例相對較高，一定程度上能減輕生活壓力，對減輕養老金的負擔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他建議，在職業教育方面，可以進行技能型人才的培養和培訓，另外可以在老年大學中嘗試提供一些靈活的再就業和技能的培訓。

“提高老年人勞動參與率和女性勞動參與率也是各國政策的著力點。例如，日本、德國逐漸提高了獲得退休福利的年齡，意大利則采取了減少福利的措施，韓國鼓勵為老年人提供就業崗位，奧地利則給雇傭老年員工的企業提供獎勵。針對女性就業，日本從法律、政策、社會福利、企業工作制度等多層次著手，保障女性的就業權益，促進就業領域的性別平等。韓國一直以來也重視提升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通過制定一系列針對女性的就業優待機制，讓更多女性回歸職場。”陶濤說。

陶濤指出，面對人口負增長，各國還加快了產業升級和技術發展的步伐。比如，日本通過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至其他國家來調整國內的產業結構，著力提升本國技術研發水平和產業優勢，以適應人口負增長的發展。德國在注重轉移中低端產業、騰挪資源空間發展高端產業的同時，也在努力提升海外企業在其他國家本土化的融合發展水平。

此外，陶濤表示，吸納移民也是各國應對人口負增長的重要舉措。一方面，部分國家采取了鼓勵移民的政策，尤其是鼓勵高素質、高技術水平移民遷入。另一方面，各國也通過加強社會服務、提供語言培訓、完善法律法規等方式，保障非本國國民的社會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