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來

盧一萍

多年來，阿來用腳和筆丈量世界，認知內心。他攀行在雪山之間，仰望蒼穹，俯身凝視花草生靈……他曾說，行走與寫作是他的宿命，從四川到西藏、云南、貴州、甘肅……阿來寫大地、星光、山口、銀環蛇、野人、魚、馬、群山和聲音，把讀者引向廣闊的精神空間。同時，作為一位植物學的癡迷者和博學者，他的筆觸也多聚焦花草樹木，阿來說：“我是一個愛植物的人。愛植物，自然就會更愛它們開放的花朵。”在《西高地行記》中，每到一處，都會有繁花盛放。

(資料圖片)

行走讓我們認識世界、深入世界、呈現世界，這樣人生才可能走向開闊，寫作才可能變得精致又廣闊

盧一萍：今天非常榮幸能與阿來老師對談，其實您的很多行程我都知道，感覺不是在路上，就是在準備啟程的路上，《西高地行記》也便是行走中誕生的新的散文集。評論家謝有順曾說過，“阿來之于中國文學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他有力地拓寬了文學表達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為中國文學建立起了一種超越性。文學光有世俗性而沒有超越性，就會匍匐在地上，站不起來，全是那些細小、庸常的趣味，容易流于輕浮和淺薄。”我們每天生活在非常熱鬧的文學場域里，但真正能夠提起的經典作品或者作家似乎數量有限，所以，超越性是我們力求作品需要具備的特質之一。

一個人從一位作者成為一位作家，一位作家再成為一位優秀作家，一位優秀作家再成為一位偉大的作家，必須要靠眾多的作品來支撐。前兩天我到新疆巴音布魯克，有一位作家剛好談到您的散文，的確，我們更多地把阿來老師看作一位著名的小說家，而散文常被小說的光芒所遮蔽。事實上《西高地行記》等散文集和《塵埃落定》《云中記》等小說一樣，都構成了您作為一位優秀的作家的一部分。您持續創作出的每一部作品，都值得我們關注，也引起了巨大反響。

很多作家是書齋里的作家，阿來老師的不同之處在于，您與自己鐘愛的這片大地無時無刻不在產生緊密的聯系，特別是川西高原到藏地高原。阿來老師是自然之子、大地上的作家，《西高地行記》里的很多細節都讓我非常感動，旅途中簡單的餐食都能寫出一種詩意。我們在寫散文的時候，常常把自己隱藏起來，但是阿來老師的信息與行蹤彌漫在文字之間，抒發了對大地、萬物、現實、世界的認識和思考。那么，行走對于我們而言的意義是什么呢？

阿 來：旅游，觀賞，是一個過程，一個逐漸抵達，逼近和深入的過程。這既是在內省中升華，也是地理上的逐漸接近。所以，我愿意把如何到達的過程也寫出來，這才是完整的旅游。行走當然非常有意義，至少是我喜歡的。我可能不太喜歡托爾斯泰，因為他不出門；我也不那么喜歡博爾赫斯，因為他也是待在圖書館里。相較于只能體驗寫作的書齋里的作家，行走給予人以雙重體驗，有一部分作家在認真寫作之外，也會廣泛接觸大地上的人群、文化、地理和其他各種各樣的生命體。行走讓我們認識世界、深入世界、呈現世界，這樣人生才可能走向開闊，寫作才可能變得精致又廣闊，所以行走非常重要。

盧一萍：我曾經坐過阿來老師的車，車子的后座是一個小書房，辦公室是一個大書房，把行走與讀書結合得非常好。一位作家拓展自身文學空間的方式通常有兩種，一是筆下的大地，二是通過書本認識世界。阿來老師在藏地的旅行中深挖文學礦藏、拓展文學空間，宏大到格薩爾史詩般的無限想象空間，精微至《故鄉春天記》里對核桃樹上柔荑花序的觀察、對兩種藍色鳶尾的區分，包括很多作家忽略的對事物精微的書寫，這都是非常動人的地方。

除此之外，阿來老師對整個藏地以及四川諸多植物都非常了解，是一位植物學家。記得評論家李敬澤曾稱贊：“阿來是一個博物學家，他對自然充滿了熱愛和敬佩，有一種凝視和珍惜。”您和莫言一起旅行時，莫言也驚訝于您對植物的了解程度，后來為您寫的詩開頭便是“欲知草木問阿來”。您對植物的關注是從什么角度進入的？從對植物的關注里能獲得什么呢？

阿 來：《西高地行記》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三個向度。第一，我們在大地上行走，首先是地。地上道路的開辟有一套系統的功能，跟地球、地質結合在一起的一套專門知識，這套知識叫地質學。山有山的歷史，河有河的歷史，祁連山下有獨特的河西走廊氣候。第二，以黑水為例，除了地質上的修辭，它也有文化上的修辭，這是需要下功夫的。第三，我們常說山上的河流滋養了生命，不光是人，不光是馬，佛經里頭把一切有智慧的叫有情世界，情是什么？情感。因為它是一個有情的世界，所以僅僅書寫“一片野花在燦爛開放，不知名的鳥兒在集體歌唱”是沒有意義的。孔子說“必也正名乎”，我們要認識這些有情生命，就必須進入它——這并非是要成為擁有植物學知識比較多的人，炫耀認識一千種花或是兩百種樹，“命名”這個環節，科學家們已經完成了。既然我們要書寫這片大地，就必須一一叫出這些生命體的名字，表示對這些有情生命的尊重。即便是在河西走廊這樣一個單調的世界里，我們還發現了若干植物在開花，諸如此類。

美國自然文學開創者之一、環保主義者先驅繆爾說，“如果一個人不能愛置身其間的這塊土地，那么這個人關于愛國家之類的言辭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虛假的。”目前，我們的有些啟蒙，比如科學啟蒙，并沒有真正完成，每個人都知道環境、生態，但并沒有真正認識自然。所以不必擔心我們現在各個門類的學科建立起來的命名、命名之下的概念、概念之間的互相擴張連接是否為假象，也不必擔心“用自己建構的知識觀察世界萬物、用文學視角書寫的時候，知識成為了阻礙”或者“出現太過于關注概念、知識上的問題，而忽略自然的觀察和發現”，有這樣的知識提醒對我們是有好處的，我們在認識這個世界，同時也要進行自我懷疑、自我矯正。

當然，我們既要出去走，又要出去看，最終目的還是通過行走、觀察，去獲得個人的生命體驗；除此之外，馬克思說“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個體通過各種各樣的關系聯合起來的集合就是社會，不同地方的文化、族群、社會不同，行走能讓我們獲得不同社會的生命體驗。因此，有了分別對應地質學、文化學、生物學（包括植物學）這三個向度的知識儲備，文章就變得立體起來。作為一個寫作者，要給讀者提供新的知識和掌握新知識的方法，從更高的層面來說，要通過對不同生命體的認知態度，為讀者呈現世界觀和體認世界的路徑。寫不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寫作方式存在問題、為寫作儲備的知識結構存在缺陷。

大自然有時候能給人提供一種慰藉，所以我總是要抽時間從河谷地帶的人間社會出去，經過人間，最后到自然中去

盧一萍：“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一位作家比較優秀的寫作狀態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溫暖，溫暖是較容易達到的，再高一個層次就是悲憫。在《西高地行記》里，您對植物不僅有愛、悲憫，還有一種神圣的視覺。《大地的階梯》這本書將從成都平原開始一級級走向青藏高原頂端的一列列山脈看成大地的階梯，“階梯”給人一種仰視的視覺，這其實就遇到了一個關于作家視野的問題。《西高地行記》涉及馬爾康、嘉絨、貢嘎、平武、玉樹、果洛、山南、武威、麗江，您在《西高地行記》里寫道，“我走向了寬廣的大地，走向了綿延的群山，走向了無邊的草原。那時我就下定了決心，不管是在文學之中，還是文學之外，我都將盡力使自己的生命與一個更雄偉的存在對接起來。”

阿 來：這六七年間我寫了兩本大書，一個是非虛構歷史作品《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一個是長篇小說《云中記》。與之不同的散文，有兩種編輯方式。第一種是編年，例如將這兩三年來小說之外的散文、讀書筆記、旅行游記等輯錄在一起。第二種是統一在某個題目之下，例如《以文記流年》由“云中記”“讀書記”“出行記”“懷人記”“鑒賞記”“品酒記”“演說記”七個部分組成，講述我與寫作相關的生活方方面面，并沒有把一些重要的、但與主題無關的篇章收錄進去。《成都物候記》則從觀賞植物入手，用22篇散文寫了一個城市，它既是植物筆記，也是美學筆記、文化筆記。《西高地行記》收錄的散文大部分是舊作，是2010年前后六七年時間的作品，也有一個統一的地理環境，就是以青藏高原為主的西部高原地，如果有重版的機會，我會補充和敦煌相關的篇章。

盧一萍：《西高地行記》是一本非凡的書，蘊含了您對世界的思考。《山南記》里有這樣一段：“意料之外，是在這山上看見那么多正在開放的花朵，以此看到了生態脆弱的高山草甸還生機勃勃。在自然中，可以想起人類文明的消長與命運。在這里，我想起美國人利奧波德的話：‘像山一樣思考。’這種思考當然是一種審美，‘如同在藝術中一樣，我們洞察自然本質的能力，是從美的事物中開始的。’但進入大自然，對于一個現代人，又絕非只是單純的審美。在我看來，當一片土地上的文明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這個困境在這一兩代人看來，除了泛意識態的訴求，并不會有真正的解決方案。那么，當看到曾經哺育過這個文明的自然界還保持著生機，比起那些與自然一起同歸于盡的文明，由雅拉香波發源的雅隆河起源的文明，還有一個摧折不算厲害的自然界可以依托，那么，當今天的人們走不出歷史的怪圈，總還可以寄望后來人的覺醒，找到進入現代文明的道路時，這個美麗的自然至少可以為未來的文明選項提供一個堅實的依托。”《西高地行記》也是阿來老師在大山里行走、“像山一樣思考”的思想結晶。

阿 來：山南是藏族文化發源地，我到山南探察了重要的地點，比如藏族種的第一塊青稞地、藏族祖先居住的山洞、吐蕃藏王的墓地、雅魯藏布江支流……當年山南地區已經有非常發達的灌溉林，文化生機勃勃，為什么后來變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寺院遍布的面貌，一千多年來文化發生了什么變化？我不是來尋找答案。我來傾聽，來感觸，來思考，來證實，今天在別處上演的，在這里曾經上演過的種種復雜的文化現實。旁邊就是雅魯藏布江的一條支流，非常漂亮，我順著這個江源往山上去，大自然有時候能給人提供一種慰藉，所以我總是要抽時間從河谷地帶的人間社會出去，經過人間，最后到沒有人間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麗會給你安慰。我們生而為人在的這個人世間，有時會不給我們安慰，讓我們產生強烈的窒息感，但到自然中去呼吸，自然界會補充這個氧氣。這段話說得非常激動，但文學始終有一個審美原則是含蓄、節制。

盧一萍：我在新疆待過20年，可能近百次經過烏鞘嶺，但迄今為止我沒能寫出一個字。看到阿來老師在《武威記》這一篇提到了烏鞘嶺，我非常激動。您說在烏魯木齊滯留的時候，買了一套書叫《西域探險考察大系》，這套書我也看過，它描述的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國外探險家對亞洲腹地的考察，包括現在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地，那個時代探險跟今天不一樣，的確艱苦很多。有一次我到葉爾羌河上游支流克勒青河，在那樣一個地方竟然有英國的一個探險家留下足跡，我以為自己是到達那里的第一位寫作者，其實這位探險家已經寫過了。《西高地行記》里的探險之旅，就如同那個時代一樣，您重新探索了這些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阿 來：這其實牽扯一個觀點，到底什么叫做發現？生物本來就存在，而科學是把世界上的事物分門別類，例如地質學以性質、礦物含量等區別巖石，生物分類學以域、界、門、綱、目、科、屬、種來區分生物。這些探險家們是用現代科學的眼光來重新認識自然，將其分類并納入一個新的認識體系。后來我們的知識分子經過現代教育覺醒，并加入到考察隊伍中。最早對河西走廊的考察在民國時期，是由中外的考古、地質、人文科學家共同組成的，慢慢地發展為我們對自己土地的研究。逐漸重新發現，這也是我們自己進行的努力。

世界如此豐富，作家寫看到的結果，不要被某一種概念跟題材拘束住，不要畫地為牢

盧一萍：有編輯曾給我講過一個真實故事，一位作家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別人覺得缺少風景描寫就把書稿退給了作家，但作家把風景寫入長篇小說后，編輯卻認為還是原稿更合適。在十年的編輯工作經歷中，我發現現在很多作家雖然也出去旅行，但都缺乏描寫風景的能力，《西高地行記》教會了我們怎么寫風景。

風景有時候是文學中的人，我們寫風景的時候還是在寫人。例如《果洛記》的開篇：“高原上一切的景物：丘崗、草灘、荒漠、湖泊、沼澤、溪流和大河，好像不是匯聚而來，而是在往低下去的周圍四散奔逃。從青寧往果洛，路，那么的漫長，更加深了我這樣的印象。就像在青藏高原的所有路途上一樣，那些景物撲面而來，又迅速滑落到身后。風景從地平線上升起來，敞開，逼近，再敞開……然后，是我這個旅行者，以及載著我的旅行工具，從其間一掠而過。風景從身邊一掠而過：緩緩起伏的丘崗，曲折縈回的溪流，星星點點的湖沼，四散開去的草灘，還有牧人，和他們的帳幕，和他們的牛羊……再然后，那些風景在身后漸漸遠去，閉合，滑落到天際線下。”這是多么經典的風景描寫，沒有一個人能將通過現代交通工具旅行的常見情景寫得如此具有文學性。您能否談一談自己的經驗，風景對于作品、對于人究竟意味著什么？

阿 來：很多人都有坐在汽車上穿過大草原的經驗，但是一般來說會缺少細節，而給草原加上“美麗”“寬闊”“碧綠”這些定語。我注意到了草原的不同變化，有圓圓的丘崗、矮丘陵，有平整的草灘，有沼澤，有溪流，有大河，這個就叫地質多樣性。我們必須知道地理上對不同地形地貌的命名，它不是靜止的，也不是徒步、騎馬、坐直升機時看到的，而是一種快速前進、綿綿不絕、一晃而過的視覺，不斷從天際的虛線、水天或云天相接處升起來，遠了，近了……但汽車一經過，我們就會看到它消失了，就像滑落下去一樣，所以風景匯聚、分散、滑落。這種感受在實際體驗中自然會產生，我們要體認并分析。就像剛才你提及的《果洛記》片段，是我在山下感到文化太沉重，跑到山上呼吸一口后，才把內心復雜的感覺寫出來的。當時這篇散文發表的時候，一位至少與我齊名的作家問我這些句子是怎么想出來的，我回答道，“句子是想出來的？你不認為是當時我在那嗎？”

盧一萍：《西高地行記》里有大量教科書式的段落，的確應該好好讀。阿來老師的散文和小說具備充沛的詩意，這種詩意不是表面上的，而是源自文字內部的涌動和激發。您在外景紀實類讀書節目《我在島嶼讀書》里與程永新老師談到劉慈欣的小說時，認為其小說語言的粗糲與意向的恢宏是相匹配的，所謂好的語言并不僅限于把某一東西“磨得光光滑滑”，粗糙也是一種力量。您怎么看待語言的粗糲與細微的區別？

阿 來：因為我們寫作時的書寫對象是體積。例如一瓶水，我們當然可以進行細致的描寫，兩百字就足以把它琢磨透、寫透；但當我們在處理一個更大尺度、更大空間的事情時，還能如此細致地一一描寫嗎？因此，當書寫對象的尺度、口徑不一樣時，著力的筆墨就不一樣，所以有些粗放是必要的。就像三十年前，我們覺得石膏吊頂的天花板畫上蓮花、攀枝紋才是裝修；現在都不吊頂了，我們發現物質本身的呈現、內在結構的裸露這種粗放更具有力量，這是一種現代美。

盧一萍：波斯詩人薩迪曾說，“一個人應該活到九十歲，用三十年獲取知識，再用三十年漫游天下，最后三十年從事創作”。阿來老師在我的印象中總像一個少年，不停地在西部的崇山峻嶺之間奔走，聽聞今年年初您已經多次去過三江源。

阿 來：我從去年起有一個計劃，趁著身體還允許，去了海拔非常高的三江源地區，先后探訪了黃河源、長江源、瀾滄江源，又在計劃外去了怒江源和西藏第一大湖泊“色錯林”，可能會慢慢地把這些寫成一本書。這本書更多的意義在于，三江源對中國非常重要，兩條母親河都在那里發源，但是全球變暖給它帶來了巨大變化，現在國家、民間都對三江源地區的生態保護非常關注，所以現在我可能做生態關系又多一些，正在做這樣的工作。用文學關注生態沒有問題，但我堅決反對沒寫什么就先拉個旗幟叫“生態文學”。《西高地行記》里既有生態，也有關于民族文化的思考。有人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既然世界如此豐富，作家就可以寫一寫看到的結果，不要被某一種概念跟題材拘束住，不要畫地為牢。

盧一萍：阿來老師一直堅持在大自然里行走，這已然成為您的一種生活方式，既是一位“旅行家”，更準確地來說，也是一位“行者”。《西高地行記》這本書里面，您把很多地方的海拔高度、河流的去向、路徑的分岔等等，都記得非常清楚，這是一位偉大的作家的本事。正如作家康·帕烏斯托夫斯基所說：“如果你想成為自己國家和整個大地的兒子，成為知識和心靈自由的人，成為勇敢和人道、勞動和斗爭的人，那么，你們就忠于浪跡天涯的繆斯吧，就在力所能及和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旅行吧。”像一座山、一棵樹、一株草、一朵花、一縷風那樣地思考世界，我們都可以帶著這本書到阿來老師去過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整理：劉艷）